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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1)鲁壁藏书与汲冢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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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曲阜孔宅发现古文经传的鲁壁  其实,战国时代的简册典籍,早在汉代和晋代,就有过两次极为重要的发现,遗憾的是,由于后世战乱,原件全都失传了。  1925年7月,王国维在清华大学作过一次著名的讲演:《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》。他说:“古来新学问起,大都由于新发现……自汉以来,中国学问上最大发现有三:一为孔子壁中书;二为汲冢书;三则今之殷墟甲骨文字,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,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,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。”(载《静安文集续编》)王国维所说的中国学问上最大发现的前两项,即汉代和晋代发现的战国时代的简册典籍。  孔子壁中书,亦称“壁经”,是相传于汉代出自孔子宅壁中的竹简古文经传,事见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书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:“《古文尚书》者,出孔子壁中。武帝末,鲁共王坏孔子宅,欲以广其宫,而得《古文尚书》及《礼记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,凡数十篇,皆古字也……孔安国者,孔子后也,委得其书(指《尚书》),以孝二十九篇,得多十六篇。安国献之,遭巫蛊事,未列于学官。”(中华书局标点本)这些书籍应该是在秦代焚书时藏匿壁中的,其内容以《尚书》为主,其中有十六篇是汉初伏生所传今文《尚书》没有的,由于系以战国古文书写,称为《古文尚书》。《古文尚书》和当时出现的其他古文典籍一样,长期未能列于学官,没有取得官方认可的地位。西汉晚年,刘歆为此移书责让太常博士,开启了经学的今古文之争,成为学术史上的大事。有关今古文,特别是今古文《尚书》的讨论争辩,一直延续下来,到今天仍然没有结束,孔子壁中书发现的深远影响由此可见。东汉许慎作《说文解字》时所收的“古文”,大多来自壁中书。  汲冢书,是西晋之初在汲县(今卫辉市)一座战国时魏国墓葬里发现的竹简书籍,事见《晋书》等文献及汲令卢无忌所建《齐太公吕望碑》。竹简献上朝廷,有学者束皙、荀勖、和峤等多人受命整理,共有书十九种,七十五篇。其中最重要的是魏人所撰史书《纪年》十三篇(有学者校正为十二篇),叙述夏、商、西周和春秋、战国的历史,按年编次,人称《竹书纪年》。  汲冢书发现的意义重大。前述王国维讲演说:“惟晋时汲冢竹简,出土后即继以永嘉之乱,故其结果不甚著,然同时杜元凯(即杜预)注《左传》,稍后郭璞注《山海经》,已用其说,而《纪年》所记禹、益、伊尹事,至今成为历史上之问题,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,固不自今日始矣。”实际上,《竹书纪年》的影响远不止此,当代学者钱穆、杨宽等人都是利用《竹书纪年》来校正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的,这是王国维所未能看到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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